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郭若虚原书不误而被后人妄改了。不卖力任的书贾尤其可能做出这等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1这个改动发生的时间应在《图画见闻志》最初问世之后到《郡斋念书志》著录之前的某一次缮写或刊刻的历程中。

2而且这个发生了妄改的本子是自晁公武著录以来传世的一切《图画见闻志》版本的唯一母本。即后世所有的《图画见闻志》版本都是由这一母天职化演变而来。

因为他们都保持了谁人显眼的特征把会昌写为永昌。元抄本、明翻宋本、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都是如此。

黄丕烈将这前三卷元抄本和得自周香严的后三卷宋刻本合订一书重加装帧便形成了所谓的《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这样一种复合版本。

瞿镛曾以明翻陈道人本校元抄本发现两本“颇有差别”主要差异在目录43卷二李昇条(明翻陈本脱落“小李将军”4字)卷三文同条(元抄本录有文同一首“一字至十字诗”凡110字明翻陈本失载)。44元抄本既差别于明翻陈道人本而明翻本又和南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行款悉同因此可以断定元抄本与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天职属于两个差别的版本系统。虽然组成《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的宋刻本和元抄本均为残帙且版本互异把它们接配在一起几多有些不正经但就冲着它们都是黄丕烈时代(现在仍然如此)所能找到的在时间上最早的《图画见闻志》版本其珍贵的版本价值就是无可替代的。

20世纪以来《图画见闻志》的出书印刷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将《图画见闻志》古代的重要版本保持原样影印出书。

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了汲古阁本《图画见闻志》随后又出书了影印本。商务印书馆出书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两套丛书中包罗了《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和津逮秘书本的影印版。20世纪后期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与上海古籍出书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也使其中的《图画见闻志》四库全书本流被天下。

近年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所影印的《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也值得一提。《图画见闻志》种种版本的影印出书无疑会极大地改善人们参考和使用《图画见闻志》的种种版本举行学术研究的条件。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图画见闻志》有过元刻本。已知有两种元人抄本清代中叶都曾是黄丕烈的藏品。

现分述如下：

明代是我国刻书业繁荣生长的时代。《图画见闻志》也不停被重刻重印。现在所知明刻本《图画见闻志》主要有三种。

《图画见闻志》中另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我的第2条推论。

在《图画见闻志》中有两处显着的错误如卷一《叙论·叙自古规鉴》误把东汉明帝明德马皇后说成是光武帝的皇后；卷六《近事·南庄图》误把南唐降宋的时间开宝乙亥年(975)写成开宝癸亥年而开宝年间(968-976)不行能有癸亥纪年。这两个错误在《图画见闻志》种种差别系统的版本里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出现出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们都有一个配合的祖本。

因为分化开之后各自流传的版本绝不行能无一破例地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同样的错误存在于种种版本之中那只能说明这个错误是祖本中原本就有的。（郭苏晨）

郭天锡手录系月轩王氏藏本癸酉中秋后八日王震兄携来得以展读。统计廿三叶半其文不全皆就所存裁割装之成一册。

其可考者曰《图画见闻志·叙论》卷第一《图画见闻志·记艺》卷上第二然细按之三卷至四卷、五卷间有一二存者特无标题未可考耳。最后一条云：“泰定三年丙寅[1326]十一月借俞用中本录。用中谓是书得之四明史氏云。

十又五日天锡记。”录此以见梗概。复翁。

《图画见闻志》最初在北宋是以什么样的版本形式行世的因为没有任何文献纪录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了。

合观黄丕烈四则跋语可知黄于1814年从“阊门收藏书画家”手里购得这一元郭天锡手抄《图画见闻志》残本。与前述“元抄本”相比郭抄本残损愈甚后人将断烂之余的残存文字加以裁割装为一册共计二十三叶半。

从内容上看郭抄本《图画见闻志》只有卷一和卷二略微完整。剩余的少量文字标题已失划分为卷三、卷四和卷五的孑遗。

郭抄本末条是郭天锡的题记载明这一抄本是泰定三年(1326)十一月借俞用中的《图画见闻志》誉录的但未说明俞用中之书是刊本还是抄本。而俞书又是得之四明史氏。

据此我们可以相识到《图画见闻志》在元代流传的一丝痕迹。黄丕烈还指出郭抄本在明朝曾为车氏萤照堂所藏而在“阊门收藏书画家”购得之前还曾为月轩王氏收藏过。这样黄丕烈就在购得《图画见闻志》元抄本十五年之后再一次勉力购入了元郭抄本。

《图画见闻志》约自北宋末年开。

本文来源：开云app登录入口-www.hnkdixc.com